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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说纷纭之下，截至目前(mùqián) 文章作者尚未公开(gōngkāi)作进一步解释 6月8日，一篇文章引发(yǐnfā)历史、考古、古文字等多个领域广泛关注，在(zài)公众中也引发轩然大波。文章公布了一处新发现的秦朝石刻，并指出该石刻解决了“昆仑山”地理位置的千古(qiāngǔ)悬案。 这篇《实证古代“昆仑”的地理位置——青海黄河(huánghé)源发现秦始皇遣使“采药昆仑”石刻》发表于(yú)《光明日报》，作者(zuòzhě)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(yánjiūsuǒ)研究员仝涛。文章公布的石刻，位于青海省玛多县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北岸，为一处露天玄武岩。 相比于(yú)实证“昆仑”的地理位置，一处秦朝官方摩崖石刻在两千多年后被发现(fāxiàn)，此事本身便极具学术意义和文化价值。如作者在文中所说，这一黄河源石刻是秦始皇(qínshǐhuáng)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的刻石，同时也是保存最为(zuìwèi)完整的一处，意义十分重大。 然而，消息一经披露(pīlù)，质疑随之涌来，部分学者和公众(gōngzhòng)对石刻的真实性表示怀疑，但古文字学界、考古学界等领域(lǐngyù)都有学者初步判断该石刻为真实古迹。 有学者对《中国新闻周刊(xīnwénzhōukān)》表示，近两年，围绕该石刻已经在青海召开(zhàokāi)多次专家研讨会，包括考古、古文字等多领域专家与会，这篇文章应该是基于多学科的研究后形成(xíngchéng)的结论。 众说纷纭之下，截至目前，文章作者(zuòzhě)尚未公开作进一步解释。 黄河(huánghé)源石刻。来源：光明文化记忆 据发表的(de)(de)文章和图片，此处摩崖石刻位于扎陵湖北岸山坡半腰一处凸出的玄武岩基部。岩壁表面上方有(yǒu)轻微剥蚀，中部有一道斜直的裂痕，壁面磨蚀风化较为严重，下方有多处残损剥落。 作者辨认出(biànrènchū)37字，分12行，每行2—5字。石刻释读如下（□内为(nèiwèi)推测文字，□为无法识读的字）： 刻文大意(dàyì)为：秦始皇廿六年(nián)，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，乘车(chéngchē)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。他们于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（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），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（到达此行的终点）。 这篇文字(wénzì)蕴含颇(pǒ)多历史信息。仝涛认为，石刻内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，解决了国人千古争讼的关于“昆仑”“河源”的精确地望问题（指地理位置），记录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，遣使向(xiàng)昆仑山寻觅仙药的历史事实，补全了文献记载的缺失(quēshī)。 文章表示，昆仑在(zài)中(zhōng)国古代历史地理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，但其具体位置在哪里，是千百年来一直困扰学界的谜题。扎陵湖之南便是巴颜喀拉山脉(mài)，因此石刻中提及的“昆仑”，当指巴颜喀拉山脉及其周边区域，无疑就是大部分先秦文献(wénxiàn)中所指的“昆仑神山”。 石刻字体为秦小篆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(jiàoshòu)、中国(zhōngguó)秦文研究会会长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赵平安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除了有几个残泐（指金石铭文残损不全）的文字可能有讨论空间(kōngjiān)外，作者释字是(shì)基本可靠(kěkào)的。这件“摩崖”使用的是典型的秦篆文字，秦篆传世和考古发现都很多，所以(suǒyǐ)并不难认。这类篆文从战国到秦代都在使用，汉代以后也可以袭用，时间跨度较大，对“摩崖”准确断代不能(bùnéng)提供直接帮助。 该消息一经披露，引发考古(kǎogǔ)、文物、历史、古文字等各领域学者关注，部分学者提出质疑，认为有造假(zàojiǎ)嫌疑。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多次对该石刻的真实性表示质疑(zhìyí)，发布在影响力(yǐngxiǎnglì)颇大的微信公众号“辛德勇自述”中，但并未提出具体疑点。他称(tāchēng)未来或许会写一本书《制造<昆仑山铭>》，清楚全面地表述自己(zìjǐ)的看法。 北京(běijīng)语言大学(dàxué)文学院教授刘宗迪质疑称，如果秦朝已经知道黄河源的(de)位置，且此处已经被命名为昆仑山，为何这么重要的地理知识到西汉反而不知道了？ 也有公众提出疑问：秦朝西部(xībù)边境在甘肃临洮附近，此处石刻所在已经(yǐjīng)在秦朝国境之外，秦使为何能够前往？秦汉考古(kǎogǔ)学者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说，秦朝国境北部以长城、东部以大海为界，西部和南部并没有明确的国境线。近些年，西北地区发现的秦文化(wénhuà)遗址，已经超出此前(cǐqián)普遍认为的秦朝疆域范围。 刘庆柱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透露，这块石刻的(de)存在两年(liǎngnián)前已经为学界所知，这两年开过几次研讨会，仝涛邀请过他(tā)，但他年岁已高，没有前往高原参会。他们多次就(jiù)这一石刻进行过讨论。“据我所知，也有古文字学者去现场(xiànchǎng)看过。这块石刻应该是经过了多学科的论证，不是作者自己拍脑门写出来的。”他说。 实际上，摩崖石刻的(de)首次发现者为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。2023年，侯光良出版《昆仑(kūnlún)上下：青海的史前(shǐqián)文化》一书，书中(shūzhōng)公布了该石刻的照片。青海师范大学科研团队于2020年7月在野外考察中发现了该石刻，侯光良在书中释读了石刻文字，但并未识读出“采药昆仑”“廿六年三月(sānyuè)”等关键文字。 侯光良(guāngliáng)近日在朋友圈对仝涛的文章作了回应，他称由于“皇字石刻”关系重大，自己(zìjǐ)发现后没敢公开。他认为该石刻为古代文物(wénwù)，不(bù)存在伪造(wěizào)，且该石刻是国家行为，并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。但是他倾向于认为石刻年代为元代或清代，很(hěn)可能是1280年，与元代荣禄公都实作为招讨使前往河源的历史事件有关。原因在于，他将“己卯”解读为“己卯年”，而仝涛和(hé)多位古文字学者都将“己卯”判断为廿六年三月的“己卯日”。 在回应《南方周末》时，侯光良承认，当时做出“元代或清代”的(de)推断“比较浅薄，还缺乏认识，后期(hòuqī)还需要继续研究”。他对《中国(zhōngguó)新闻周刊》表示，自己正在三江源野外考察，近期对石刻没有作进一步研究，不便(bùbiàn)多回应。 “昆仑石刻”线描图。来源：光明文化记忆(jìyì) “真实的文物中(zhōng)也会有错” 值得关注的是石刻中“昆陯(lún)”两字的特殊写法(xiěfǎ)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断代信号。 复旦大学特聘(tèpìn)教授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(yánjiū)中心主任刘钊近期撰文称，“昆陯”是里耶秦简中的写法，其中有“琅(láng)邪献昆陯五杏药”的记载。这(zhè)说明“昆仑”可写作“昆陯”是秦时的用字习惯(xíguàn)。里耶秦简的“昆仑”作“昆陯”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通假，且只此一例，他认为这个写法不太容易被造假者发现并巧妙地用于(yòngyú)刻石，“（如果是造假）这学术素养也实在令人称奇”。 谈及对这方石刻的判断，刘钊认为，“昆仑石刻”的文字(zì)(zì)(zì)时代特征明显，风格统一，看不出什么破绽。他举(tājǔ)了几个例子(lìzi)，如“皇”字上部从“白”，“大夫”合文符号位于人形右侧手臂(shǒubì)下，“翳”字所从“医”字左旁竖笔出头，“以”字的写法，“己”字下部右曳，“年”字所从“禾”头左斜穿透笔画，“到”字所从“至”旁上部交叉处写得很开，“此”字所从“匕”旁下延(pángxiàyán)等，都具备秦至汉初文字的书写特征。此谓时代特征明显。 仝涛在《光明日报》的文章中也作出了相似的古文字学(gǔwénzìxué)分析：“‘大夫’二字为战国-秦文字中习见的合文；昆仑之(zhī)‘仑’字偏旁为阜旁，写作‘陯’，这些特征都是秦代(qíndài)刻石及简牍文字的典型特征。” 刘钊认为，所谓风格(fēnggé)统一，是说全篇(quánpiān)文字(zì)风格一致，有些细微之处亦表现得(dé)非常到位。譬如有些横笔写成弯曲的向上拱(gǒng)起状，在“皇”字、“里”字所从“王”旁和“土”旁的最下一笔和“廿”“六”“三”等字上都有体现。“设想如果是伪造，在没有(méiyǒu)相同范本的情况下，要在众多秦文字资料中凑齐这些字作为作伪的样板，且能保证结体不误，风格统一，恐怕连专业者都不易处理得如此完满。” 另一个存疑的焦点在于石刻文字中的时间问题。“廿六年三月己卯日”具体对应何时(héshí)？质疑者认为，这个年代可能露出了(le)破绽。 秦始皇廿六年为公元前221年，即秦统一六国、建立秦朝那一年。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(gāoděng)研究院院长曲安京撰文指出，根据其(qí)对《颛顼历》的研究，秦始皇二十六年(èrshíliùnián)三月(sānyuè)不存在己卯日，“石刻上记录的‘廿囗年三月己卯’，无论如何无法与《颛顼历》吻合”。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金石组副研究馆员熊长(xióngzhǎng)云的看法是：“铭刻真，不必怀疑。”他认为，部分释文(shìwén)可以再讨论。由于石刻文字本身的残损漫漶，仝涛识读为“廿六年(nián)”的几个字，并非(bìngfēi)无可争议。熊长云认为，“廿六年”或许(huòxǔ)为“廿七(niànqī)年”，或者为“卅六（或七）年”。“始皇卅七年(qīnián)，三月正有己卯。卅六年，始皇因荧惑守心等事，已预感时日无多。若是卅七年，始皇派使者前往昆仑采药，正合于其时心态。”他说。 赵平安认为，历法问题本身很(hěn)复杂，即使历法不合，也不能直接认定文物为伪。在秦汉简帛(jiǎnbó)中，这样的例子已经有(yǒu)不少，没有人怀疑新出简帛的真实性。“道理很简单，真实的文物中也会有错。” 黄河源石刻(shíkè)。来源：光明文化记忆 据历史记载，自公元前(gōngyuánqián)219年至公元前211年，秦始皇共有七次出巡(chūxún)，分别在山东峄山、泰山、芝罘、东观、琅琊台，河北碣石，浙江会稽立下七大刻石(kèshí)。七大刻石传为丞相李斯撰文并书丹，均属(shǔ)秦小篆作品。刻石原物几乎都已毁坏湮灭，仅存传世摹本和(hé)翻刻本。现存于世的，只有山东岱庙的泰山刻石残块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琅琊台刻石残块，均残断严重，文字漫漶(mànhuàn)。 若“昆仑石刻(shíkè)”确为秦始皇年间遗物，将是唯一现存于原址的秦代刻石，且最为完整的一处(yīchù)。 “昆仑石刻”指向两个重要问题：从文物本体角度，该石刻是否为秦朝文物，且与(yǔ)秦始皇有关(yǒuguān)历史有密切关联？从文本角度，石刻内容是否有望确证(quèzhèng)古文献中的“昆仑山”所在？ 从石刻文物本体角度来看，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考古(kǎogǔ)专业副教授、石刻研究专家张明悟提出了(le)自己的观察角度。他看过“昆仑石刻”高清照片后，综合多年野外考察碑刻经验(jīngyàn)认为，从字口、包浆以及风化程度来看，该刻石(kèshí)完全符合(wánquánfúhé)鉴定界所称的“开门老”特征，“绝无今人仿造的可能”。 “仔细观察(zǐxìguānchá)可见，字口(zìkǒu)与壁面已自然融为一体，并长覆了一层高原地衣。此外，刻字之后岩面又出现了多次风化断裂，这些裂隙的形成均晚于刻字时间。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，字迹(zìjì)形成年代非常古老。”张明悟(zhāngmíngwù)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 他(tā)表示，关于刻字风化程度，许多人常以想象来推测秦代刻字的状况，然而，若参考全国各地的汉代(hàndài)摩崖石刻以及巴基斯坦洪札河谷的北魏刻字，会(huì)发现很多字迹(zìjì)至今仍非常清晰。“关于黄河源刻石的年代，侯光良(guāngliáng)教授提出的元、清说可能性很小。综合各方面特征，我基本倾向于认为这就是秦代刻石。” 而从文本角度，对于(duìyú)“昆仑山”的确证或许尚需进一步论证。 仝涛(tóngtāo)在文中指出(zhǐchū)，秦代一百五十里约等于今天62.37公里，从石刻地点向西行60公里，正是今天“星宿海(hǎi)”的位置。而历史上，星宿海一直被认为是黄河源头所在。故而，“可见远在先秦时期已经认定(rèndìng)黄河河源为星宿海，其周邻山脉为昆仑山”。 对于这个结论，复旦大学特聘教授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谨慎表示，依据(yījù)刻石确证(quèzhèng)昆仑山位置，此事为时尚早。“石刻(shíkè)的性质应与今日‘到此一游’的刻画(kèhuà)相近。至于铭文(míngwén)中的‘一百五十里’，并未表明终点，也未表明是昆仑山，也很有可能指的是下一个休息地。” 秦汉考古学者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认为，秦朝时(shí)认定昆仑山在黄河源区域，有一定的道理，昆仑山在黄河一脉有其合理性(hélǐxìng)。“但是昆仑的具体问题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。”他(tā)说。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中国秦文研究会会长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赵平安表示，仝涛的(de)文章重点是(shì)介绍“摩崖(móyá)”的位置，阐述它的价值，对发现过程并没有(méiyǒu)作详细交代。这件“摩崖”是一直露天的还是后来暴露的、“玄武岩”成分如何、风化情况如何、文字是用什么工具(gōngjù)契刻的、“摩崖”周边发现过什么时代的文物、到这里的古道情形如何等等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(jìnyíbù)了解。 “这么重要的(de)(de)发现，‘证真’‘做实’是头等必要的。”他说，“为了(wèile)给社会一个准确的判断，组织多学科专业团队，现场考察鉴定已刻不容缓。” 据澎湃新闻报道，一位接近黄河源发现团队的人士介绍，这处(zhèchù)石刻的发现和(hé)论证经历过一个较为漫长、复杂的过程。对(duì)于该石刻的相关问题，如字形字义、秦代(qíndài)历法、经行路线以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等，研究者都已进行过“穷尽(qióngjìn)式”的搜索和论证。相关专家通过现场逐字摄影、拓片、临摹、三维建模等系统性的工作，查阅和比对大量文献和考古出土材料，并请教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，才形成最终的认识和结论(jiélùn)。 “我个人觉得，造这样一个假对学者没多大用处。”刘庆柱对《中国新闻周刊(xīnwénzhōukān)》表示，“我觉得仝涛应该心里有数，因为开(kāi)了(le)几次会，大家意见基本一致。” 关于该石刻的(de)论证过程，仝涛及团队成员尚未进一步公开解释。